在2014年夏天，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解释了外界对他身份的另一种说法。他说：“有人传言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与周总理的关系只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之间的关系。”

后来，周总理的侄子周尔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了李鹏的说法：“李鹏是烈士后代，但并非总理的养子。……总理并没有随意收养任何人为养子，只有一个养女孙维世。”

那么，外界为何会有这样的传言呢？李鹏和周总理之间又有何交集呢？

根据周尔鎏的说法，他表示在1946年被周总理安排的人找到了他、李鹏和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之后，李鹏被送到延安，并频繁与周总理夫妇见面。

李鹏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始于1928年。当时，李鹏诞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中，他的父亲是李硕勋，担任浙江省委军委书记，而他的母亲赵君陶则是中共秘密党员，担任江苏省委秘书处的机要秘书。

由于当时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赵君陶带着尚在襁褓中的李鹏东躲西藏。

李鹏在婴儿时期就和父母一同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有一次，当李硕勋终于有了一点时间，他从杭州回到家中看望妻儿。

然而，过了不久，他们就遭到了敌人的搜查。在前后门都被封堵的情况下，李硕勋抱着儿子从窗户跳到了邻居家的阳台上，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1931年9月5日，由于遭叛徒出卖，李硕勋英勇牺牲，年仅28岁。3岁的李鹏就这样失去了他的父亲。

当时，李鹏正跟随他的母亲居住在香港。接到李硕勋牺牲的悲痛消息后，赵君陶强忍着悲痛，带着儿子回到了他们在四川的老家，一住就是7年。

1938年底，受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前往四川成都与赵君陶见面。赵君陶与党组织失联多年后，终于再次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考虑到带着孩子可能会暴露身份的问题，邓颖超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先安排李鹏留在成都，而赵君陶则决定暂时扮作农妇前往重庆。

由于担心带着孩子暴露身份的问题，邓颖超稍作思考后，决定先安排李鹏留在成都。然而，周总理在重庆只见到赵君陶而没见到孩子时，异常罕见地责怪邓颖超说：“你怎么能忍心把他丢在成都呢？还不赶紧想办法把孩子也接来。”

赵君陶立刻站出来为邓颖超辩解道：“邓大姐也是为了旅途的安全考虑，您不要责怪她。”

看到周恩来一副焦急的模样，邓颖超也迅速接过话头，说道：“大胡子，你不要着急，我会设法把孩子也接过来。”

1939年6月的某一天，正在学校宿舍休息的李鹏突然接到了来自成都的消息：“家里有人来了，你要赶紧回去。”

当时，李鹏正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上学。得知有消息传来，他立刻意识到是党组织的通知。于是，他匆忙地赶往成都。

一进屋，他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人，而一位年龄与他的母亲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与三姨赵世兰交谈。这位中年妇女正是邓颖超。

看到一个男孩急匆匆地冲进来，邓颖超立即停下与赵世兰的谈话，走向李鹏，热情地拥抱了他一下，并说：“兰兰，你都已经这么高了。”

李鹏的小名叫“兰兰”，这个小名是因为他的三姨赵世兰而取的。赵世兰一生未婚，作为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对姐姐做出承诺：“不论将来生男生女，都要叫兰兰。”

这是李鹏第一次见到邓颖超，邓颖超和他简单交谈后，就找赵世兰商量起了关于他的事情：“我想带李鹏去重庆，他的母亲也在那个地方从事地下工作，这样就可以方便照顾他。”

赵世兰很快就同意了。

为了保护赵君陶的身份不被暴露，李鹏到达重庆后被安排在周公馆居住。在那里，他没有见到周恩来，因为此时周恩来正在忙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在周公馆中，邓颖超细心地照顾着他的生活。不久之后，李鹏被送到育才中学继续学业。

1940年，由于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部分重庆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撤回延安。

当时，周恩来原本计划将李鹏直接送往苏联留学，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前往苏联的路线，无法顺利出发。因此，决定先将他送往延安。

那年秋天，李鹏匆忙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前往延安。在那里，他初次与周恩来相见。

周恩来见到李鹏后非常高兴，他笑着对邓颖超说：“这个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越来越像硕勋了。”

邓颖超则笑着反驳道：“我觉得他更像君陶。”

一番话刚落，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在你父亲牺牲后，你和你妈妈经历了很多困难。当时，我和邓妈妈一到武汉就四处寻找你们，可是由于敌人的封锁太严，我们没有找到你们。"周恩来回忆起了那段令人心痛的过往。

在听到周总理的话后，大家的情绪都变得有些低落。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急忙改变了话题，与李鹏谈起了撤往延安的计划：“兰兰，你妈妈在重庆的地下工作非常顺利，她不打算撤离。为了方便今后的工作，我决定让你和其他孩子一起去延安，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李鹏在重庆已经呆了几个月，通过日常的接触和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原理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愿意前往延安。

在等待延安通知的期间，12岁的李鹏迅速长高了一些，但他有点驼背。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背，亲切地告诉他：“挺起胸膛来，不能驼背，这样身体才会保持健康。”

这件小事给李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之后的每次见面中，周总理都会关注他是否还保持着挺直的身姿，是否还有驼背的问题。

一天，周恩来再次询问李鹏的学业情况：“兰兰，你在育才学校学习哪些课程？”

“我在社会科学组。”

听到这个回答后，周恩来随手从书桌上拿起一张《新华日报》，然后指着一篇社论说：“读一遍这篇文章。”

李鹏接过文章后认真地读了一遍。

周恩来继续问道：“你能不能给我总结一下这篇社论的要点呢？”

李鹏思考片刻，根据自己的理解概括了几个要点。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对他给予了高度赞赏。

在与周恩来夫妇同住的期间，李鹏亲眼目睹了重庆各界的民主人士和众多统战工作对象前来拜访他们的家。

有一次，郭沫若、田汉等人在房间里与周恩来商讨抗日救国的重大事宜。

当时，周恩来特意向郭沫若介绍了李鹏：“他是刘硕勋的儿子，正在育才学校就读。”

郭沫若和刘硕勋曾在北伐战争时期经常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个多月后，李鹏离开了重庆，来到了延安。从那时起，他一直留在延安，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周总理对李鹏的关心

1943年的春天，周恩来夫妇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李鹏得知消息后，步行了5公里的路程，来到了枣园。

一见到周恩来，他向周老师详细汇报了自己在延安期间的情况。

1943年春天，周恩来夫妇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听说这个消息后，李鹏徒步走了五公里路程来到了枣园。

一见到周恩来，他向周先生详细汇报了他在延安期间的情况。

1945年，根据组织安排，李鹏奉命前往前线。临行前，他向周恩来夫妇告别。

得知李鹏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并计划前往前线，周恩来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入党是一件好事，这也表明你在不断进步。然而，仅仅从身份上入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入党。只有这样，你才能像你父亲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

周恩来说完后，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并再次叮嘱道：“前线会面临许多困难，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邓颖超也关切地问道：“你当年从重庆带来的那床被子，估计已经破旧了吧？我们这床新的棉被是你周伯伯托人从新疆弄来的，你带上使用。”

李鹏见状，坚决拒绝，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

周恩来也劝告道：“你年轻，这一生轻松，行军作战背负起来好。听邓夫人的话，快点带走吧。”

就这样，李鹏带着周恩来夫妇的关心和担心，按命令来到了东北。。

1948年9月，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李鹏被派往苏联留学。在苏联，李鹏进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专攻水力发电。在留学期间，李鹏勤奋学习，几乎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1955年，李鹏回国后，他自愿选择在基层工作，并被安排在东北的丰满发电厂工作。

尽管与周恩来夫妇在延安分别后，李鹏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但周总理一直对他的成长保持关注。

1962年6月，当周总理夫妇前往东北进行工作考察时，他们在丰满发电厂视察期间特别询问工作人员有关李鹏的情况：“为什么李鹏没有来参加呢？”

厂长回答道：“总理，李鹏已经被调到沈阳东北电管局工作了。”

两天后，李鹏收到了一则通知：他和妻子朱琳需前往陵北宾馆，因为周总理夫妇希望会见四位烈士子弟及其配偶。

实际上，李鹏和朱琳在1958年就已经注册结婚。尽管因工作繁忙等多种原因，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直未曾与她见面。然而，他们早已听闻过她的事迹。

1959年，朱琳在第一次分娩时发生了羊水破裂的意外情况。为了确保她安全顺利地分娩，邓颖超还特地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李鹏夫妇抵达陵北宾馆后，周总理夫妇邀请他们共进晚餐。餐桌上只有一道红烧鲤鱼作为荤菜，其他都是素菜，搭配小米饭。

邓颖超特意向他们解释了原因：“我们请你们吃小米饭，是为了提醒你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岁月。”

1966年，李鹏被调任为北京供电局的代理书记。这个调动有些与周总理有关。

当时，由于对北京形势的担忧，周总理担心供电、供水、交通等方面会出现问题，从而导致北京的不稳定。

因此，周总理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对时任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说：“必须给北京供电局调派一位能干的干部。”

刘澜波思考片刻后，推荐了一个人：“李鹏。”

周总理听后，问道：“他还太年轻，能胜任吗？”

“李鹏同志已经在东北工作了11年，一直表现出色。今年他已经38岁了，正值中年，并且他目前也是东北选拔的后备干部。”刘澜波冷静地向周总理解释道。

“李鹏同志都已经38岁了。看来我们这些人的确是老了。”周总理说完，立即批准了这项调令。

在北京供电局工作期间，李鹏也遭受了一些困难。为了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周总理巧妙地给予了支持。

1970年6月，在一次接见水电部门代表的会议上，周总理特意公开问道：“你是否受到了‘洋教条’的影响？是否存在对工人进行控制和压迫的情况？”？”

李鹏对这些批评进行了承认，并做出了自我批评。

会议结束后，他情绪低落地说：“总理今天批评我了。”

李德生劝慰他说：“这不是批评，这是总理关心你。”

余秋里也说：“你不明白，批评你只是为了让你提高工作能力。”

正如李德生和余秋里所说，不久后，李鹏便担任起了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委会的副主任。

“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从李鹏和周总理夫妇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不过，李鹏为何会在后来特意解释自己跟周总理夫妇的关系，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两人的养子”呢？

众所周知，周总理和邓大姐没有亲生的子女。

1925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进入汕头。当时，邓颖超怀孕了，为了不耽误两人的革命工作，她决定使用中药来终止怀孕。

然而，邓颖超在第二个孩子的难产和产后缺乏休息的情况下，导致她的身体很难再怀孕。

后来，周恩来曾对邓颖超感叹道：“我曾去上海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但都失败了。你在广州遭遇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广州，也许我们的孩子能够活下来。”

邓颖超也感到内疚地说：“我当年不应该瞒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只有21岁，看到广州的革命形势良好，你和我都非常忙碌，所以出于错误的判断做出了打胎的决定。”

周总理夫妇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对革命烈士的子女始终承担着如同父母一样的责任。

无论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孩子蔡博，还是钱壮飞的孩子钱江，以及钱一平等等，都是由周总理夫妇派人找到并在他们日后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无限的关怀。

事实上，不仅仅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们，曾经在周总理夫妇身边工作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感受到他们如同父母一般的关心。

在抗日战争时期，荣高棠和管平夫妇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他们有一个三四岁的儿子。由于他经常带着笑容，周恩来称他为一个乐天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展现了周总理夫妇对周围年轻工作人员的关怀之情。

渐渐地，大家都叫他“小乐天”。小乐天与邓颖超有着亲密的关系，他称她为“大乐妈”。每次见到小乐天，邓妈妈总是要抱抱他，亲热地拥抱一番。

如果小乐天跟他们一起吃午饭，饭后，邓颖超总是会怂恿小乐天说：“去吧，去找你的‘大乐爸’玩耍。”这展示了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小乐天听到后，便会朝着周恩来爬过去，然后爬到他的身上。他会拥抱着他，满口孩子气的话语，闹得周恩来笑得开怀大笑，心情非常愉快。

1963年1月31日，周总理前往探访著名作家和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感慨地说：“我8年前就有拜访你的心愿，如今终于实现了。”

在交谈中，周总理一边询问他的盆景园艺技术，了解他目前的情况，一边鼓励他不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这时候，周瘦鹃的小女儿全全恰好在旁边，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把她抱起来，一边逗弄着她，一边掏出了糖果给她。

周瘦鹃看到周总理如此喜欢孩子，眼眶突然泛红，说道：“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您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全全就送给您吧。”

周总理听后，笑着说道：“周老，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还是我的了吗？”

结束语

周总理夫妇没有自己的孩子，有人曾建议周总理再娶生育后代，甚至连邓颖超也曾给予过这样的建议。

对此，周总理听后却愤怒地问道：

“新中国的宪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作为国务院总理，我代表着伟大的国家。如果照你们的建议行事，社会秩序岂不会混乱？与其如此，我宁愿绝后，也不让人在背后诋毁我！”

在总理的心中，所有中国亿万儿童都是他的子女。正是这样的胸怀造就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